成都田野里“长”出农村改革“大树”

  • 2018年12月17日 09时29分
  • 来源: 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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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津天府农博园俯拍图

 

  郫都区战旗村

 

  郫都区战旗村妈妈农庄的薰衣草盛开时,吸引游客无数。

  12月15日,2018国际社会生态农业高峰论坛暨第十届社会生态农业大会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拉开帷幕。国内“三农”问题专家云集,为成都农业农村发展“理脉支招”。

  2007年,成都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4年,成都再次获批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成为农村改革的前沿地区。

  自2008年启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来,成都成为全国农村改革的“高光区”——近年来不仅承担着全国33项农村改革中的18项探索,也为全国“三农”发展贡献了多项原创改革。因此,这次高峰论坛的召开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节点。

  犹如一株在田野里“长”出的大树,成都在农村改革领域的探索,深植厚土、根壮叶茂,有内在肌理和良好成长性,仍在不断长高、长大。

  地

  从确权颁证开始体现“溢出价值”

  无论是专家还是政府部门负责人,都有一个共识——梳理成都农村改革轨迹,可以发现一个起点也是支点的巨大释放作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成都平原人多地少,要想激活农业,必先释放出土地价值。延续近10年,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从为农民确权颁证开始,先是“六权”后又增加“五权”,几乎囊括农民所有可以实施“三权分置”的资源。

  截至2017年年末,成都市确权颁证基本完成,累计办理各类产权证和股权证共计919.11万本。同期,成都市共有32001个村民小组达成农村各类产权的“长久不变”决议,占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涉及村民小组的89%。

  一方面为个体农民“还权赋能”,另一方面在对农村集体产权“应确尽确”基础上,大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向农户办理农村集体资产股权证,去年底,成都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完成股份量化到户到人的占比达到98.4%。

  2008年10月,按照“三级平台、四级体系”架构,成都在全国率先成立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对“确实权、颁铁证”后的资源进行评估,再进入流转、整理或是交易环节,使零散的土地连成片,发展规模种养和经营、农商文旅融合都有了用武之“地”。

  如今,在全省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中,成都市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成为发挥“主干”作用的七大共享平台之一,已覆盖大部分市州。

  钱

  农村产权交易和金融改革成为“活水”

  怎样把集中了的土地变成钱?借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郫都区战旗村、青杠树村等“明星村”走上了一条农村产权交易的增值新路径。

  2015年9月7日,战旗村完成全省第一宗13.45亩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共获得价款收益706万元。而拍得此地使用权的迈高旅游有限公司,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出现资金困难时,成都农商银行创新推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贷款,于2016年12月向该公司贷款410万元,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战旗村成立了集体资产管理公司,农房抵押贷款试点顺利落地,当年农户人均年收入超过两万元。

  名列“全国十大最美乡村”,4A级景区青杠树村则走了另外一条路。“村里通过土地综合整理项目,整理出211亩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新村基础设施,出现资金缺口时,成都农商银行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贷款6000万元。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后,结余出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269亩入市交易,用来偿还贷款。”青杠树村支书介绍,村里因此走上富裕路,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7万元。

  由此,两个村都发展起来了,成为一三产业互动、叠加新产业的新村庄。去年以来,成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多的元素和办法进入,例如崇州竹艺村引入了国有平台公司和专业的运营公司。

  “土地变钱”,还只是成都在“钱从哪里来”方面的一种探索。

  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原银监会等部门批准成都市开展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成都成为全国首个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承担5个方面19项农村金融改革任务。

  对于全面完成了确权颁证的成都来说,农村金融改革犹如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据人行成都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成都推动农村多元化财产权抵(质)押方式,例如金融支持‘农业共营制’、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等。”截至2017年年末,成都市累计发放农村产权质押贷款180.1亿元,余额119.3亿元,涉农贷款余额6014亿元,较去年年初增加581亿元,同比增长9.8%。

  与此同时,全国领先并已升级至2.0版本的“农贷通”,是成都在探索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中的一大亮点。在“农贷通”平台,农民可以申请享受补贴政策、申请农业专项贷款,还有信用系统、农村电商、产权交易等都可办理,是一个农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成都还为农业生产“贴身”开发了22个保险产品,例如外出务工意外、生猪、蔬菜保险等,受到了农户、专合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的欢迎。

  人

  “种田人”走职业化道路

  如何推动“天府粮仓”向现代化迈进?

  农业共营制,是成都不能不提的农业经营体系的重大创新和改革。

  2010年5月,崇州市隆兴镇黎坝村15组30户农民以101.27亩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当年探索实践取得成功。这一创举可谓“石破天惊”,破解了困扰多时的农业难题——土地细碎化、农户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等问题愈发突出,“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现象愈发明显,原有的农业经营体系已难以有效支撑。

  从2011年起,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崇州市迅速推广,带动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和农业综合服务的迅猛发展,逐步形成“农业共营制”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及“理事会+农业职业经理人+监事会”的运行机制。农业职业经理人初、中、高级“三级贯通”晋升评定制度建立起来,“农业职业经理人+职业农民”专业化生产经营管理团队形成,一系列鼓励“职业化”的配套政策出台并实施。

  农业共营制带来的红利全面开花:崇州连续5年成为全省“粮食生产先进县”,成为全国首批主要农作物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农业共营制写入2017年四川省委一号文件,农业职业经理人培养写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有关人士对此评价说:“我以为,农业共营制是典型的中国创造,在怎样组织农民、解决怎样种田、怎样经营、怎样服务等难题方面创造了非常成功的范本。”

  在通过“人”创造发展环境时,成都还特别注重营造为“人”服务的社会环境——从去年9月以来,大力推进城乡社区治理。

  成都出台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30条”,成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坚持党建引领,制定并推进“五大行动”三年计划,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一核三治、共建共享”的新型农村社区发展治理机制。在新的治理格局中,党委和政府一方面做“减法”,不再包揽村级事务,而是腾出精力做“加法”,专注于定方向、定规则,着力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既做“减法”又做“加法”的方式,重新厘定了政府在农村社区发展治理中的定位,保证了社区居民自治的正确方向,为居民自治腾出了制度空间,形成了村(社)党组织领导新模式。

  为强化农村社区运行保障,成都率先在全国专门设立社区发展治理专项资金,以社区党组织为主渠道,通过村(居)民议事会,钱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由社区党组织带领群众议决。村(居)民议事会制度和村监事会制度则是成都社区治理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产业之花次第盛开,文明之花陆续绽放。走进成都的乡村社区,田园繁花似锦,院落错落有致,党员干部朝气蓬勃,群众充满幸福感获得感。

  成都农业农村的未来更加令人期待。

责任编辑: 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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